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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09-9-14 04:48

英國:從“日不落帝國”到“小英國”   



zyesheng 發表在 家在湖北 華聲論壇 http://bbs.voc.com.cn/forum-134-1.html


(本文摘自《大國崛起》 唐晉主編 人民出版社出版)

強國萌芽: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

在百年戰爭後的一個多世紀堙A英國在歐洲國際舞台上無所作為,幾乎被他國所忽略。但英國與歐洲大陸間的經濟和文化往來卻從未中斷,反而日益加強。與此同時,英國開始了從中世紀向近代形態轉變的緩慢進程,其社會、經濟和政治機製及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麵經曆了艱難的內部調整和更新。正是在這樣一種外交沉寂的時期,英國積聚著再度在歐洲崛起的力量。

麵向海洋:英格蘭島國民族性格的確立

1558年是英國曆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加萊港的喪失,接著是瑪麗女王的去世,隨後她同父異母的妹妹即位為伊麗莎白一世。這一連串事件,標誌著從中世紀英國到近代英國轉型的完成。新時代英國最突出的特性是其島國地位的確立及以此角色在歐洲和世界曆史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一方麵,英國人警惕地注視歐洲的局勢並力圖充當歐洲力量均衡的製衡者;另一方麵,英國人的目光則超越了歐洲大陸,逐漸將擴張的重點放到了海洋和海外殖民地的開拓上。

從根本上說,地理位置使英國的曆史和文化多少具備不同於歐洲大陸的某種獨特性,也影響了群島上居民的思維意識。18世紀初英國著名政治家亨利·博林布魯克(Henry Bolingbroke)的一段話反映了英國人的傳統心理:“我們的民族住在一個島嶼上……我們必須記住,我們不是大陸的一部分;當然,我們也永遠不能忘記,我們是它的鄰居。”然而,英國人作為一個島國民族的固有特性在很長時期被各種因素所掩蓋住了。在百年戰爭結束之前,英國人懷著強烈的“大陸情結”。隻是在百年戰爭結束後,英國人才被迫放棄了對大陸的激情,但仍未能徹底離別大陸,在此後的105年堨L們依然不惜耗費巨資固守在大陸的最後一小塊領土加萊港,守備加萊的費用幾乎占英國國會每年撥給王室。瑪麗女王的輕率使英國人最終喪失了在大陸的橋頭堡,也迫使他們不得不告別大陸。加萊的失去不僅使英國在地理上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島國,還加深了英國人對大陸政治的厭惡感,菲利浦二世對英國的赤裸裸背叛,促使英國人在此後努力保持與大陸的距離,時刻警惕不讓大陸列強侵犯英國的利益。這樣英國人在心理上也不斷朝島國民族的方向發展。這種“島國心理”,在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強國萌芽:伊麗莎白一世與“英格蘭主義”

與瑪麗女王不同,伊麗莎白的母親安妮·博琳(Anne Boleyn)是個地道的英國女子,因此伊麗莎白一世的血管堿y著純正的英格蘭人的血液,也許正因如此,伊麗莎白視英格蘭為她的一切,她比其他任何統治者都更好地代表了英格蘭;同莎士比亞一樣,伊麗莎白女王逐漸成為這個英格蘭民族自我意識覺醒時代的等同物。伊麗莎白對自己婚姻的處理是她“英格蘭主義”的最好體現。在她即位後,包括她的姐夫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以及瑞典國王、奧地利大公、法國國王、薩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王公貴戚紛紛向她求婚。但她明白,與任何這些外國求婚者的結合都可能使英國卷入歐洲大陸無窮無盡的矛盾糾葛,從而危及英國的利益。因此她便用各種滑稽可笑的借口和搪塞拖延的手段來冷卻眾多外國求婚者的熱情,結果她終身未嫁。但伊麗莎白女王並不感到遺憾,她或許很滿足做英國人民“公共情人”的狀況,就像溫斯頓·丘吉爾所說,“她和臣民的關係是長期調情的關係。”與其說是女王有多少英明的政策,還不如說是她對待英國臣民的這種脈脈溫情的姿態,使女王贏得幾乎全體英國人投桃報李般的愛戴。這種愛戴之情四百多年後在戴安娜王妃身上又得到了再現,特別是當她與查爾斯王子感情破裂之時。自然,女王的獨身,也被英國人看做是英國擺脫任何外來幹涉或控製的一種特立獨行。

如同女王的婚姻一樣,英國的宗教事務也與其島國民族特性的顯現聯係在一起。伊麗莎白即位時的英國遠非平靜的國度,天主教與新教之間以及教派內部的爭鬥十分激烈。英國宗教事態的處理意味著英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一場遍及整個歐洲的意識形態衝突。伊麗莎白一世及其大臣們明智地選擇了走中間道路,回複到介於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英國國教體係。女王的做法可以說大獲成功,這與歐洲大陸國家相比更是如此,同時期的德國宗教戰爭中,大約1/4的人喪生。到伊麗莎白統治後期,新一代成長起來的英國人已習慣於英國國教製度,英國國教信仰成為英國人區別於歐洲其他任何國家人民的特有標誌。

保持自己的個性且相對獨立於大陸是島國民族的一大特性,其另一個特性則是麵向海洋發展。雖然在都鐸王朝時期,英國的海外貿易不斷增長,但其在海外拓展勢力的事業總不順利,原因在於兩個領先的海上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占據了勢力範圍。英國可以對1494年教皇亞曆山大六世為西葡兩國瓜分世界的通諭不加理睬,卻沒有足夠的海上力量來挑戰強大的西班牙艦隊,特別是在1571年勒班陀戰役中西班牙艦隊摧毀盛極一時的土耳其艦隊後,西班牙海軍的龐大實力令任何歐洲國家都望而生畏。但英國海上力量並不是體現在其海軍的規模上,而是體現在它所擁有的海上鬥士的數量和素質上。居住在島國的英格蘭民族應該具有某種當“海盜”的天分。英吉利海峽作為當時最重要的國際貿易通道,也為英格蘭人做海盜這種有前途的職業提供了天時地利。在英格蘭西南沿海和愛爾蘭諸海港一帶,幹著這類殺人越貨營生的不但有亡命天涯的船員水手,一些擁有莊園地產的鄉紳和有頭有臉的商人也時時參與到海上的劫掠活動中來。對於這些亦商亦盜的海上鬥士,伊麗莎白女王及其政府從未作過認真的禁止,相反還時時予以鼓勵,如1573年8月德雷克船長將辛辛苦苦從西班牙人手中搶來的財寶大部敬獻給伊麗莎白女王,而女王也居然像一個貪財的小家婦人那樣欣然接受,1580年還授予德雷克爵士封號。而這些類同匪徒的英國冒險家們對網開一麵的女王也心存感恩,在與外國商船尤其是西班牙金銀運輸船隊不斷的對抗中,海盜們的英格蘭民族意識和對伊麗莎白女王的忠誠感持續增強,直至願為女王陛下英勇獻身。正是這段長期的海上劫掠活動培養出了一批日後英國皇家海軍的精英。

伊麗莎白一世時期是英國確立島國民族特性的時期,也是英國走向輝煌、成為歐洲舉足輕重的強國的時期,崛起的關鍵是英國對西班牙的戰爭。步入16世紀80年代之後,歐洲的均勢格局逐漸向西班牙傾斜。1580年菲利浦二世吞並了葡萄牙,將葡萄牙本土及其龐大的海外殖民地據為己有,西班牙帝國的力量大增。解決英格蘭問題也擺上了菲利浦國王的日程,在其他手段用盡後,隻剩下戰爭一條路了。1588年春,由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指揮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啟航,殺向英格蘭。就軍事力量對比而言,形勢明顯有利於西班牙。在英國一方,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女王所能調集的力量都很有限。但在如此危急關頭,英格蘭民族最寶貴的品質顯露了出來,那就是鎮靜與自信。當德雷克爵士率隊迫近無敵艦隊時,西班牙艦隊的規模和陣勢也著實令這位縱橫四海的勇士感到驚詫,但他隻說了一句話:“還從沒有過如此強大的艦隊,但全能的上帝更強大。”英國人的勇氣使無敵艦隊遭受了沉重打擊,“全能的上帝”則讓西班牙艦隊遇上了大風暴,17艘船隻和5000人葬身大海,沮喪不堪的西班牙人退回了本土港口。一次轟轟烈烈的遠征就這樣結束了。在這場導致西班牙無敵艦隊喪失一半船隻的係列海戰中,英國海軍的損失出奇的小,它沒有一艘船受損,戰死的士兵也不到100人。勝利之後的英國人也難能可貴地保持鎮靜,為紀念這次勝利而鑄造的獎章上有這樣一句話:“上帝一揮神手,他們四處逃走。”這句話比其他的戰鬥神話更接近真實。不管怎樣,英國抵禦了自羅馬時代以來最強大的帝國的進攻,激發了英國人的民族精神,為以後發展大不列顛帝國奠定了基礎。

“新教革命”與“光榮革命”

伊麗莎白女王之後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兩位國王的我行我素最終引起了英國革命。英國革命是專製王權與“生而自由的”英格蘭人之間的激烈衝突。專製王權是時代的產物,它崛起於給英國貴族帶來滅頂之災的玫瑰戰爭之中,興盛於民族呼喚獨立主權國家之時,它肩負著兩個重大的曆史使命——實現國家的統一和自立。曆史賦予它代表英格蘭民族的資格,使它可以超越於整個社會之上,國王在實現國家統一和自立的過程中扮演了引領民族的角色。

都鐸王朝創建了民族國家,也是王權最盛之時。但由於英國在中世紀業已形成的“自由”傳統,使國王的權力仍然受到三大原則的限製。據英國史學家馬考萊說,這三大原則是:其一,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稅。其三,他必須按國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違背法律,其謀臣及代辦官員應負責任。這些原則即使在都鐸統治時期也沒有消失,所以,都鐸國王仍需與議會合作,否則權力就會發生動搖。這就使都鐸英國的專製統治不同於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如法國)的專製製度,形成了獨特的“國王在議會”的憲政,即國王的政策必須經過議會認可,一般不能撇開議會實行國王的絕對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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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王路易十四不同,英國的專製君主雖然渴望絕對的權威,卻能尊重臣民的“自由”,尊重議會的傳統。他們明白自己隻有借助民族的力量,才能伸張自己的合法性,隻有置身於“民族”(國王在議會),才能扮演民族利益的代理人。從這個角度看,如果英國國王能夠自覺限製王權和尊重議會傳統,革命或許不必發生。但伊麗莎白女王的去世,使都鐸王朝的譜係中斷,來自蘇格蘭斯圖亞特家族的詹姆士一世繼承了英國王位,他對英格蘭的傳統一無所知,且不了解都鐸王朝合法性來自於議會認可。相反,他對都鐸王朝的專製統治羨慕不已,崇尚“君權神授”。 詹姆士一世及其子查理一世還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並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樣,國王與民族的結合就破裂了,國王與民族一步步走向對抗。

在這個過程中,1637年是一個關鍵年頭,在此之後的事變把英國帶進一個劇烈衝突的時期,即革命時期。革命爆發的導火索是宗教問題。英國的民族國家是在對天主教的鬥爭過程中建立和鞏固起來的,反天主教是英國民族意識的表現形式。斯圖亞特王朝對此卻毫不在意,對天主教徒十分縱容,從而使英國大眾的民族感情嚴重受挫。1637年勞德大主教命令蘇格蘭教會接受英國國教的祈禱書,這引發了蘇格蘭的反抗,同時也導致英國革命。這場衝突使英國分裂成兩大陣營,而劃分雙方陣營的最明顯界線是宗教信仰,幾乎可以說,凡是支持國教的都支持國王,凡是反對國教的都支持議會,因此,英國革命又被稱為“清教革命”。盡管清教本身又分成許多派別,但與國教徒相比,清教徒表現出更大的宗教熱情,他們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上帝賦予他們拯救世界的重任。這種熱情也是國王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除了宗教因素,“自由”是革命的真正口號,議會就是用“自由”來號召人民的。自《大憲章》以來,“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是曆史賦予的光榮遺產,捍衛自由的權利是革命合法性之所在,沒有“自由”的價值觀,革命就喪失依據了。但革命的真正目標是樹立議會的主權。在戰爭爆發時,議會僅是為生存而戰的;但隨著戰爭勝利,議會提出了主權問題,這從一個側麵表明專製王權的曆史使命已經結束了,議會以人民的名義要求主權。從這個角度看,革命的實質是推翻專製。

在這場王權與自由的鬥爭中,當王權因衝破傳統而否定自由之後,自由也衝破傳統而否定王權,王權與自由在戰爭的激烈衝突中各自走向最極端,這就是革命。正是相信自己代表人民,議會才於1649年1月30日以人民的名義處死查理一世,而使革命發展到頂峰。在此之後,英國曆史進入一個特別時期,此後11年中王位空缺,共和國當道。以克倫威爾為首的軍隊發動了近代史上第一次軍事政變,於1653年4月驅逐了殘缺議會,不久克倫威爾就任護國主,而他的作為比過去的國王還要專橫。曆史是如此荒謬,革命以反抗一個人的專製而開始,卻以另一個人的專製而結束。於是,主權之爭又起,軍隊與議會的衝突不斷。1658年克倫威爾一死,斯圖亞特王朝很快複辟,革命又退回了起點。20年的壯懷激烈,英國人的問題仍未解決,但他們畢竟已踏上了克服專製製度的道路,永不可能回頭。一旦複辟的斯圖亞特王朝企圖使專製製度死灰複燃,革命必將再次發生。

1688年7月30日,議會兩黨的7位政治要人邀請荷蘭執政,奧倫治的威廉率軍隊前來英國,幫助捍衛英國人的自由。威廉乘“新教之風”登陸英倫後,詹姆士二世逃走。英國僅以換了一個國王的代價完成了革命(並且換的還是王位合法繼承人),這就是“光榮革命”。1688年的革命之所以光榮,在於它沒有流血,更在於它完成了1640年以來未完成的曆史任務;不在於它的過程不像一場革命,而在於它的結果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根據議會的條件,威廉宣布接受“權利法案”。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案的條款如何,關鍵是由議會締造了一個國王,這個國王根據議會的條件登上王位,並服從議會的法律,從而確立了議會的主權。換句話說,在“光榮革命”中,不僅專製的王權消失了,連獨立的王權也消失了。從今以後,國王附屬於議會,而不是議會附屬於國王。一個人統治國家的時代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人民的議會。這就是英國革命最重要的意義。

三、建立現代民主政治

“光榮革命”奠定了英國君主立憲製度的基礎,這一製度與歐洲大陸的君主專製製度相比,環境更加寬鬆、自由和開放,從而為英國迅速發展資本主義提供了有利條件。正如一位英國人所總結的那樣:大不列顛的確是各國中最適合於商業的國家,這是由於它的島國的位置,同樣也是由於它的政體的自由和優越性所致。

議會主權:創建新型的國家製度

“光榮革命”確立了“議會主權”原則,這一原則由洛克(1632年~1704年)在他的《政府論兩篇》中作了最為充分的理論闡述:立法權不僅是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且當共同體一旦把它交給某些人時,它便是神聖和不可變更的;如果沒有得到公眾所選舉和委派的立法機關的批準,任何人的任何命令,無論采取什麼形式或以任何權力做後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強製性。應當指出,洛克的這兩篇文章幾乎是與“光榮革命”同時完成的。這說明建立一種民主的政治製度早已成為許多英國人沉思良久的設想,而這種時間上的巧合恰恰反映了英格蘭全民族統一價值取向的形成。

盡管君主立憲製度從確立到完善仍經曆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此期間,君主的權力不斷衰落,議會的權力不斷上升,產生於議會的責任製政府也逐步確立起來。“光榮革命”為不斷的變革打開了通道,這是英國最終能夠引領世界潮流的最重要的因素。首先是限製君權。1689年《權利法案》確立了君主立憲製的基本框架;1689年的《兵變法》則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國王對軍隊的控製權;1694年的《三年法案》使得議會能夠成為一個限製王權的常設性立法機構。1701年《王位繼承法》使議會在王位繼承問題上也發揮決定性影響,表明國王不再是血統世襲的當然產物,而是由議會來做最後的決定了。另外國王失去否決權是君權丟失的一個重要步驟。1689年~1696年威廉三世曾五次行使否決權,此後的安妮女王僅在1708年行使過一次否決權,再以後,“國王的否決權變成一項有名無實的虛權”。當時整個歐洲都在加強君主的權力,而英國人卻在限製國王的權力,邁向君主立憲製了。

國王權力受到限製,議會成為權力的中心,這集中體現在責任政府製度即內閣製的形成及發展上。英國是最早確立內閣製的國家,現代意義上政府就起源於英國。“光榮革命”,特別是漢諾威王朝入主英國後,內閣首相與兩黨政治的出現,表明英國現代意義上的政府製度基本確立。縱觀當時的世界各國,大多數國家依然推行君主專製,盡管有些國家也存在名義上的“政府”,但隻不過是國王推行一己政策的工具。而具有首創精神的英國人,在世界上第一個打破了專製王權,並在架空國王的情況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責任製政府,英國由此而成為現代政府製度的創立者。英國人在政治製度方麵的重大創新,使後來西方各國在步入民主政治的行列之時,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英國為榜樣,英國的這種首創性,對於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意義,確實是十分深遠的。

“光榮革命”後,英國國內長期的政治紛爭終於結束,對外殖民擴張成為國家關注的重點,在此後近一個世紀中,英國積極參與了同歐洲各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到1763年英法戰爭結束時,英國已經建立了以北美殖民地為中心的龐大的第一帝國。第一帝國的建立表明英國已成為世界最主要的殖民帝國,為以後英國成為“世界工廠”提供了廣闊的外部市場。

英國參與的第一場殖民爭霸戰爭是1689年~1697年的奧格斯堡同盟戰爭,又稱“威廉王戰爭”。這場實際上由英國所領導的反法戰爭持續了八年,英國參戰宗教分歧是一個因素——法國是天主教國家,對新教英國始終抱有敵意;但時至18世紀,宗教分歧在歐洲國際關係中已不是主要問題,商業與殖民地爭奪才是更重要的因素。法國在北美和印度與英國形成對峙,雙方的商業戰爭是在所難免的。最後打得筋疲力盡的雙方被迫走到談判桌前,簽訂了《奡筍禮J條約》。和約的簽訂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英法之間的對立仍然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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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年~1711年兩國又為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展開爭奪。包括西屬尼德蘭、德意誌、西班牙、地中海以及北美殖民地在內的地區都是烽煙四起,但最關鍵的一役非1704年8月的布倫海姆戰役莫屬。英軍統帥馬爾博羅公爵的軍事天才在戰爭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英軍取得輝煌的勝利。溫斯頓·丘吉爾如此評論其祖先的戰績:在這些驚人的事件麵前,整個歐洲目瞪口呆。路易十四不能理解,他的優良軍隊為什麼不但戰敗,而且滅亡了。從此,他考慮的已經不是怎樣才能稱霸世界,而是如何體麵地結束這場由他挑起的戰爭。1713年交戰雙方簽訂了《烏特勒支條約》。英國成為這場戰爭最大的贏家,它擴大了帝國版圖,增強了海上力量,發展了對外貿易,得到最大的實惠。在戰爭中,荷蘭與法國都受到重創,而這兩國本是英國在海外的最大對手。戰後英國維持了一支歐洲最強大的海軍,它的商業觸角已伸向全世界,這意味著在通往“日不落帝國”的道路上,英國又邁出堅實的一步。

七年戰爭是英國走出歐洲、與法國爭奪世界霸權的一場決定性戰爭。戰爭的目標非常明確,即全力爭奪海外殖民地,並對殖民地的貿易實行壟斷。英軍主要在北美、印度和海上作戰。戰爭開始後,英國的軍事優勢尤其是海軍力量的優勢逐漸顯露出來。在北美、加勒比以及印度的陸戰中,英軍取得勝利;海戰方麵,從1759年起,英軍先後擊敗法國地中海艦隊與大西洋艦隊,法國的海上軍事力量基本被消滅。到1763年戰爭結束時,英國以勝利者的姿態與法國簽訂了《巴黎和約》。和約奠定了英帝國的基礎,英國牢固樹立了全球殖民霸權和商業霸權,保羅·肯尼迪為此評價道:在這一個世紀堙A在歐洲的側翼,乃至更邊遠的地區,大國的格局的確出現了重大的調整。某些西歐國家不斷將其位於熱帶地區(尤其是印度、西印度群島、南非和遙遠的澳大利亞)的一些不穩定的小塊飛地變為大得多的領地,其中占領殖民地最成功的國家是英國。

重商主義:工業民族精神的演進

第一帝國的指導思想是晚期重商主義,第一帝國是一個商業帝國。重商主義者的基本觀點是:隻有能實現並且真正實現為貨幣的東西才是財富,因此,財富就是貨幣,貨幣就是財富;於是他們把國家的經濟政策和一切經濟活動統統歸結為攫取金銀。這種觀點,反映了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對追求金銀的狂熱和對積累貨幣資本的渴望。就英國而論,重商主義的政策建議,雖然在14世紀末葉就有人提出來了,但重商主義作為一股思潮的形成,通常都是從玫瑰戰爭結束、英王亨利七世即位的1485年算起的;英國重商主義的高潮是在伊麗莎白女王統治的時代和斯圖亞特王朝時期;到18世紀的下半期,英國重商主義已處於衰落時期。重商主義分為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兩個階段。其中,早期重商主義者主張嚴禁金銀出口,在對外貿易上奉行絕對的“少買多賣”原則。因此,早期重商主義被稱為“重金主義”,或“貨幣差額論”。 晚期重商主義者主張在保證有更多的金銀運回本國的前提下,強調發展手工業,強調以生產為基礎的商業擴張。因此,晚期重商主義被稱為“重工主義”,或“貿易差額論”。由於貿易差額論與商業資本的要求最相適應,因此晚期重商主義又被稱為“真正的重商主義”。第一帝國就是在這種理論基礎上建立的。在第一帝國,英國是生產國,殖民地提供原料、接受產品,通過這樣雙向的對外貿易,英國大發橫財。為此,國家必須實行保護貿易政策,不讓其他任何國家染指英國的殖民地。

在將近一個世紀時間堙A英國人開疆拓土,用戰爭構築起龐大的殖民帝國,它以商業與貿易為目標,政府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蘭德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一個國家更能響應商人階級的要求,沒有一個國家更能警覺戰爭的商業含義。到18世紀,以英國為中心,輻射到整個殖民地的商業貿易圈基本形成。在這個貿易圈中,作為宗主國的英國提供工業品或製成品生產,美洲殖民地提供煙草、魚類及海防倉庫,西印度群島殖民地提供蔗糖及其他熱帶農副產品,印度則提供香料。值得注意的是,在北美殖民地獨立以前,工業革命在英國還沒有真正開始,外部市場的重要性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人已經認識到商業貿易的重要性,認識到外部市場對國家的重要性。工業化之前,英國就已經拓展了外部市場,由此而造成廣闊的市場需求,市場需求刺激了生產,驅動了突破傳統生產方式的工業革命的出現。

工業化之前,英國與其他國家一樣,仍然處於傳統的農業社會。閻照祥先生在其所著《英國史》中這樣描繪“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它告別了內戰、流血和專製,可仍未被工業社會浸淫。傳統社會風貌處處可見:靜謐的鄉村、彎曲泥濘的小路,憨厚樸實的鄉民,綠茵茵的公有地,哞哞歡叫的牛羊。這同莎士比亞的社會有多大區別?以後的英國人留戀和讚美農業社會的舒適生活,稱之為“快樂的英格蘭”。就在這一派田園牧歌的背後,一場使英國社會麵貌發生巨大變化的經濟變革逐漸來臨。工業革命:為什麼偏偏是英國?

18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在英國首先發生。一說起它,人們所想到的往往是生產的增長以及物質財富的增加,但如果我們考察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演進的曆史,會發現所謂“工業革命”至少具有三方麵的含義:技術的變革及其在生產中的應用;工廠製的出現以及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的發展所引發的社會整體的變革。而以上這三個方麵,具有層層遞進的關係。那麼,工業革命為什麼會首先在英國發生呢?

一是英國形成了有利於資本主義生長的製度框架。“光榮革命”建立了一個穩定的君主立憲製度,在這種製度下,有產者牢牢地掌握政權,財產被作為“自由”的基本條件;但同時國家又不受一個人的擺布,經濟的成長不會因有可能威脅到國王的個人權力而受到壓製。英國始於1215年《大憲章》的政治發展進程中,諸種因素的彙集形成了一個對資本主義生長極為有利的政治環境。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盛讚“光榮革命”後的製度框架對於英國產業革命的意義:到1700年英國的製度框架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適宜的環境……也許最重要的是,國會至上和習慣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權將政治權力置於急於利用新經濟機會的那些人手堙A並且為司法製度保護和鼓勵生產性的經濟活動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國在不利的開端之後到1700年經曆了持久的經濟增長……現在舞台已為產業革命布置就緒。這從與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國的對比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西班牙這個當時最強大、從美洲掠奪黃金最多的國家中,卻沒有形成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政治環境。中世紀末,西班牙城市起義反對王權,起義被鎮壓後,城市的自治權被取消,等級議會日趨衰落,王權完全依靠舊的封建主統治,因而更為反動。其結果是貴族沒落了而沒有喪失其最惡劣的特權,城市喪失了它中世紀的權力而沒有獲得近代的重要地位。於是大量掠奪來的金銀控製在貴族手中,反而使封建貴族更加輕視本國的經濟生產,而寧願將這些輕易得來的錢財用來購買外國的廉價商品。政府為了滿足貴族和豪富的要求,也極力輸入奢侈品和手工藝品。對國內產品則實行重稅盤剝政策,稅率高達30%,使城市工商業遭受了沉重打擊。掠奪來的金銀引起物價上漲,西班牙本國的工業品也由此增加了成本費用,從而導致自己的工商業產品失去了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掠奪來的財富不僅未能轉化為再生產的資本,反而加速了西班牙帝國的衰落。曆史證明,僅靠掠奪是不可能長期昌盛的。

二是英國與歐洲大陸各國相比有著較為獨特的社會結構。自16世紀始,隨著舊式貴族的衰落與中等階級的興起,英國逐漸形成了一種三層式的社會結構,以三個社會階級——土地貴族、中等階級與工資勞動者為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地主—農民”式的雙層社會結構被打破,新的社會群體開始湧現,並促使早先那種封閉的、剛性的社會結構,逐漸被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的、流動性彈性社會結構所取代。英國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為其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在當時的歐洲大陸國家中,中等階級並非沒有產生,然而其力量卻相對弱小,在社會功能方麵意義不大。貨幣地租正在形成,但仍屬封建地租性質。因而,原有的社會結構雖已過時,但尚未解體;新的社會力量雖已產生,卻尚未強大到可以與舊勢力抗衡的地步。於是,在一個新的曆史轉折關頭,它們落後了。

在上述兩個有利條件下,最終形成了英國人獨有的工業民族精神,也即是馬克思·韋伯所提出的“合理謀利”精神。所謂“合理謀利”,是與在前工業社會中以非經濟的強製手段吞占社會財富為特征的謀利手段相對而言的,這與英國的清教傳統有關係。孟德斯鳩曾認為,英國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麵:虔誠、商業和自由”。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來,英國就形成了濃厚的清教氛圍。清教所強調的,一方麵是勤奮,另一方麵是節欲。清教倫理既鼓勵人們追求財富,又反對人們不講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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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提倡“合理謀利”的教誨,促使人們,主要是新興的城市中等階級,靠自身的努力去擴大生產、創造財富,並且創造出一種可以引發農民市場興趣、把他們富餘產品拿到市場出售獲利的新機製。隨著這種自治城市與鄉村之間經濟聯係的日趨緊密,從而形成了國內市場,並產生了兩方麵的後果:其一是促進了加工產業的專業化分工,最終產生出英國的民族工業;其二是孕育出一種與純農業社會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和價值體係,正是由於這種追求和價值體係,才產生出工業民族精神。

但僅有精神是不夠的,英國在工業化道路麵前還有許多障礙,在這方麵思想家們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從霍布斯開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約翰·洛克,他們的著作,都闡述了一個共同的思想:即個人通過勞動所得到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是“天賦人權”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政府或國家應該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到18世紀工業革命以前,這一思想漸漸已被人們廣泛接受了。工業化是一個財富急劇增長的過程,很多國家一直到工業化帶來的財富增長之後才認識到確立私有財產權原則的重要性,而英國卻在工業化到來之前就解決了私有財產的地位問題,這也是英國率先走向工業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個重大障礙便是重商主義。作為指導英國發展的國家政策,重商主義曾幫助英國保持過去的財富,但在工業化方興未艾的時候,它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於是,突破重商主義的束縛,為經濟“鬆綁”,就成為時代的需要,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總之,工業革命為什麼首先在英國發生,根本的一個因素是:“光榮革命”後英國建立了一個合適的政治製度,這個製度保證社會有寬鬆、平和的環境,讓人們追求個人的目標,最大程度地發揮創造能力。如諾思就認為:“隨後而來的17世紀的政治動蕩產生了這樣一個政治結構,它進一步鞏固了自願團體的所有權,使經濟活動的增益為一個社會所有,在這個社會要素和產品市場已發展到足以促進這種擴張。”又如意大利著名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所總結的那樣:工業革命之所以首先發生在英國,主要是由於該國……社會和政治結構、人民精神麵貌以及價值標準已經發展到適合於工業化的程度。……工業革命在漫不經心的觀察者看來僅僅是經濟和技術問題,實際上它是可怕的非常複雜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大變動問題。

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自由放任”和工業霸權

恰如19世紀英國的政治民主來之不易,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也是經過了一番努力才獲得的。工業革命前,英國政府根據重商主義原則,長期實施限製進口、支持出口的保護關稅政策。最典型的行為是1815年製定的《穀物法》,規定當國內小麥價格低於每誇特80先令時,禁止外國穀物進口。這項自私的法令保證地主階級繼續獲取高額利潤,卻嚴重損傷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二三十年堙A他們一再舉起“自由貿易”的旗幟,要求廢除《穀物法》,改變政府現行經濟政策。

英國的經濟自由理論,可追溯到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人的學說。與重商主義認為一國的財富取決於它的貴金屬擁有量不同,經濟自由主義認為一國的財富最終取決於一國可以用來和他國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因此,國家的生產能力是一國取之不盡的財富源泉。要增加一國的財富總量,就必須發展本國的生產,增強本國的經濟實力,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休謨指出:對外貿易的好處是,既使臣民富裕,又使國力強盛。……總之,一個從事大量進出口的王國,比起一個滿足於商品自給自足的王國來,其工業必然更加發達,在生活方麵更講究舒適。因此,這樣的國家就更富裕,更幸福,也更加強大。經濟自由還要求政府盡可能少地幹預經濟生活,這最早由亞當·斯密提出,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隻有在最“自由”的狀態下才能最好地發展,一切國家幹預都會對經濟造成破壞,隻有 “一隻看不見的手”即純粹的經濟規律不受節製地起作用,才能把這個國家引向富強。傑埵怴P邊沁也告誡說:良好的社會應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隻有當每一個人都追求到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時,全社會的最大利益才能夠實現。斯密—李嘉圖的“自由經濟理論”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是英國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思想引導下英國走上了自由資本主義道路,它一方麵使英國順利完成了工業化,成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但同時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給後來實行工業化的國家留下許多深刻的教訓。

1846年皮爾政府正式廢除《穀物法》,1849年羅素政府廢除《航海條例》,英國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得到了充分體現。與此同時,英國在40年代也完成了工業革命,“鄉村建起了灰暗的廠房,城鎮豎起高聳的煙囪,工廠埵^蕩著機器的轟響,高爐前噴發出鐵水的光亮。工業已成為國家的命脈,人們靠工業、而不靠農業生存。”

工業革命也使英國順利登上了世界工業霸主的地位:1850年,英國生產了全世界金屬製品、棉織品和鐵產量的一半,煤產量的2/3,其他如造船業、鐵路修築都居世界首位。1860年,英國生產了世界工業產品的40%∼50%,歐洲工業品的55%∼60%。1850年英國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量的20%,10年後增至40%。英鎊成為國際貨幣。1851年在倫敦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向全世界展示了英國工業化的成果,並宣告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化國家。但英國隻占地球陸地麵積的0?2%,人口在當時隻有1000多萬,遠比歐洲其他國家少得多。正如保羅·肯尼迪所說:“聯合王國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歐洲人口的10%,卻似乎具有相當於全世界潛力40%∼50%的現代工業能力。”用英國史學家L·C·B·席曼的話說,工業革命使世界獲得了一種新的動力。一個時代的風氣如新世界的大河洶湧奔騰,不可阻擋,而率領這個新世界的,正是工業革命的搖籃——英國。

保守政治:“有保留地變革”

英國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政治上進入一個保守時期。這個現象在許多國家後來都出現過,即經濟激變與政治保守同時並存。在英國,“保守”這個詞並不意味著開曆史倒車,甚至也不意味著抗拒變革;它意味著盡可能長地保持某個事物,並且在不得不進行變革時把變革的幅度限製在盡可能小的範圍內。這樣一種保守主義,可以追溯到革命時期。如前所述,英國內戰是由議會與國王的衝突引起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力圖變革的議會卻長期以來指責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等國王“標新立異”,背棄傳統。

因此在英國革命中,要求改變現狀的人自稱是在維護傳統,而竭力維持現狀的人則被指責為“標新立異”。如1640年長期議會召開時,幾乎眾口一詞地譴責國王,說他侵犯了國民的自由,違背了國家的傳統等等。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發動革命的“革命者”們(這是他們決不會承認的,他們認為自己不過是恢複了英國古老的傳統)都認為英國已建立起最完美的政治製度,因此任何變革都隻會摧毀這種完美性,導致惡劣後果。因此英國從此進入一個全麵保守的時期,不僅托利黨保守,輝格黨也保守。事實上在“光榮革命”以後很長時間中輝格黨一直掌權,但他們決不想對現存製度作任何變動。正如當時著名法學家布萊克斯通(1723年~1780年)所說:這種政治或公民自由的觀念與實踐在我們這些王國(指英格蘭和蘇格蘭)繁榮昌盛、最充滿活力,它幾乎就是完美無缺,隻有其擁有者的愚蠢與過失才可能丟失或摧毀它。但當18世紀中期以後輝格黨改變態度,指責這個製度弊病叢生,並提出改革綱領時,托利黨的保守功能就開始發揮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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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世紀80年代起即出現托利黨的持續執政,一直持續到19世紀30年代。托利黨在如此長的統治時期內抗拒一切改革。而英國政治的保守性,在對待法國大革命時可以說表現得最為充分。曾多次在托利黨內閣中任要職的溫德姆在1790年法國革命初起這樣警告英國:我確實遺憾地看到這種陌生而又不切實際的想法近來從大陸大群地飄蕩過來,就如蝗蟲般吞食我們土地上美麗的花朵……在颶風席卷的時節,怎能建議你去修補屋舍?這典型體現了托利黨人保守主義的擔憂:即便有缺點,也不可以修補;因為在修補開始後,誰能擔保結果不會更壞?

如果說到1790年止,保守主義還隻是一種政治本能的反映,是出於對陌生事物的疑惑與恐懼,以及對熟悉事物的本能的依附,那麼到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它就上升為完整的理論體係了,其集大成者是愛德蒙·柏克(1729年~1797年)於1790年寫成的《法國革命感想錄》。在這本書中,他把英國保守主義的原則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為保守派提供了經典性的理論武庫。他針對“光榮革命”是人民做出選擇、造就了一位國王的觀點,指出“光榮革命”盡管打破了繼承的常規,擁立了一位新君主,但它並不是一次變革,而隻是對傳統的恢複;它是“習俗”的需要,是為“保持我們古老而無可爭辯的法律和自由,保持那作為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的古老政府體製而發動的。”

總之,英國人永不仿效他們所未曾嚐試過的新花樣,也不回歸經試驗已發現有問題的舊式樣。英國人隻站在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既不盲目向前,也不回頭倒退;既不輕舉妄動,也不做曆史垃圾箱中的老古董,這就是柏克的保守主義,是一種把變革捆起來硬塞進傳統之中的保守主義。

柏克的這個理論體係以習俗為支柱,全麵表達了英國保守主義的守成特色:柏克反對破壞傳統,其實是反對任何未經證明的權利。這既針對統治者,也針對平民,誰都無權為所欲為。從這一點出發,保守就可以在一個臨界點上與變革相銜接,同意用某種革新的手段將某種弊病革除——當然保守主義稱之為“恢複傳統”。

柏克有一句堪稱保守主義座右銘的名言:我決不排除另一種可以采用的辦法,但是,即使我改變主張,我也應該有所保留。這就是“有保留地變革”的原則。將這一原則率先在政治中加以運用的,是英國曆史上著名的托利黨首相小威廉·威廉·皮特(1759年~1806年),他的父親也叫威廉·皮特,是著名的輝格黨首相,曾領導英國打贏七年戰爭。他的家庭有悠久的輝格黨傳統,但他本人卻轉向更加保守的托利黨。1783年年僅24歲的小皮特應喬治三世之召擔任首相。

國王本想讓這個娃娃政治家成為他個人統治的工具,不想小皮特卻堅決維護議會政治的傳統。在這一點上,小皮特代表保守黨守住了“光榮革命”的成果。小皮特執政的另一個特色便是全力推行均勢外交,因此有人稱他“為下一個世紀的英國對外政策奠定了基礎”。

從1783年起,直到1806年他去世止,中間隻隔約兩年時間,小皮特一直占據首相寶座,形成一個漫長的“皮特時代”。他死後,其門徒又獨占政權約20年,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卡斯利雷、坎寧和帕麥斯頓等。這40多年是英國曆史上著名的保守時期,小皮特堪稱是英國保守政治之父。而他對法國革命的仇視決不在柏克之下,正是他領導了反對拿破侖的戰爭,在他的墓碑上至今還刻著這樣的墓誌銘:在思想毒化使文明社會受到解體威脅的時代,他帶領忠誠、理智而正直的人們捍衛了可貴的英國君主製。20世紀另一位著名的保守黨政治家丘吉爾評價道:“這段碑文寫得至為貼切。”

五、日不落帝國

簡單考察了英國保守主義傳統後,我們再來看一下保守的英國與革命的法國之間的恩怨。早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為何會積極組織和參加歐洲大陸封建國家的反法戰爭呢?最重要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法國革命所采取的極端措施,使保守主義的英國一開始就對法國革命抱有極度的反感;二是革命法國的對外擴張嚴重地威脅了歐洲的均勢體係。因此,英國反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帝國,實際上體現了保守主義和維護均勢的雙重主題。

英國資產階級對法國革命的敵視態度集中反映在柏克的言論之中。如柏克認為法國國民會議既不自由又不體麵地上演了一出深思熟慮的滑稽劇。他們表演得就像是市場上一群騷亂的觀眾麵前的喜劇演員;他們在一群不顧羞恥的窮凶極惡的男女的混亂喊叫聲中進行表演……這個推翻了國王和王國的議會,甚至於並不具有一個嚴肅的立法團體的麵貌和形象。這簡直是口誅筆伐了。法國革命采用的極端措施也使英國普通大眾逐漸疏遠法國革命。大多數英國人並不希望像雅各賓派恐怖統治這樣破壞社會秩序和私有財產的運動擴展到英國,因此,他們對法國革命的態度便由同情轉向憎惡,對英國本國政治也由支持改革轉向擁護現行製度,保守主義和保王主義的情緒在越來越多人中獲得市場。

隨著保守主義思潮在英國的蔓延,革命的法國與保守的英國之間越來越格格不入,但是,僅僅意識形態方麵的差異並不足以使英國放棄對歐洲大陸多年奉行的均勢原則和中立政策。實際上,英國對法國革命的態度是非常矛盾的:法國革命的極端措施固然使得保守的英國極度反感;但這場革命同樣也造成了法國國內的政治動蕩,這對英國未嚐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法國是歐洲大陸均勢體係中的重要砝碼,直接幹涉法國可能會打破歐洲大陸的力量平衡。因此,在法國革命的開始階段,英國對法國革命是抱著觀望態度的。隻有當法國革命不斷深入,法軍在對外戰爭中節節勝利,越過萊茵河控製奧屬尼德蘭地區,使英國在低地國家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脅時,英國才感覺到不能再對歐陸局勢等閑視之。然而,即使在這時,英國仍不願與法國直接衝突,英國最初的想法是利用對法國革命極度仇視的奧地利、俄國、普魯士等歐陸國家來阻撓法國革命向外蔓延。由於俄國此時正在全力瓜分波蘭,不願涉足法國革命的泥潭,英國隻好求助於奧地利和普魯士,1790年7月,英國、荷蘭、奧地利、普魯士在西埵閮簽署《萊亨巴赫協定》,規定英國、荷蘭、普魯士有義務來幫助奧地利恢複對尼德蘭的統治;而奧地利則停止正同土耳其進行的戰爭,與普魯士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法國。1792年4月,法國與普奧間正式爆發了戰爭,歐洲國家持續22年之久的拿破侖戰爭(又稱法國革命戰爭)就此拉開了帷幕。

但普奧兩國在對法戰爭中卻屢遭敗績,聽憑法國勢力迅速向歐洲廣大地區特別是低地國家擴散,英國政府不得不從幕後走到前台。當1792年11月法軍占領安特衛普後,12月英國向法國發出正式照會,聲稱:英國絕不會同意法國擅自以假借的天賦權利為借口,把自己當成是唯一的裁判官去判決由神聖條約建立起來的、並由所有大國一致加以保證的歐洲政治體係。英國堅持它一個多世紀以來所遵循的準則,對法國直接或間接地使自己成為低地國家的主人,或成為歐洲的普遍權利和自由的主宰者的行為,絕不會置之不理。這份照會預示了英國將直接參加歐陸國家反對法國的軍事行動。

促使英國直接參戰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法國革命不斷呈現出對外輸出的勢頭,法國國民大會公開宣稱,法國將援助世界上所有民族推翻統治者和壓迫者的鬥爭;其次,法國在這個階段的對外戰爭中兼並了大量領土,嚴重地危害到歐洲大陸的政治結構,特別令英國不能容忍的就是法國對低地國家的占領。英國一直將這一地區視為自己的門戶,任何大國占領它都被視為威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英法間長達百年的爭霸拚鬥,英國在這場鬥爭中已初具優勢,它不希望革命的法國扭轉這種局麵。事實上,隨著拿破侖戰爭的進展,英法爭霸的實質越來越清楚,就法國方麵來說,拿破侖政變後戰爭的正義性已經不存在了,雙方的爭奪就是在爭奪歐洲,爭奪世界海洋的控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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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1月,當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推上斷頭台後,英國與法國正式斷絕外交關係,英國決心正式參戰。隨後,英國糾集普魯士、奧地利、西班牙等國組成了第一次反法聯盟,從這時起,英國便開始成為曆次反法聯盟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中,聯盟軍隊最初取得了一係列勝利。但在雅各賓派專政以後,法國人民的愛國熱情被充分調動,法國很快轉敗為勝,1793年法軍收複土倫,1794年法軍又戰勝了英荷聯軍,將戰爭推進到尼德蘭境內;在北方戰場上,法軍也先後戰勝了普軍和奧軍,1795年普魯士、西班牙先後退出戰爭;1797年奧地利也在戰敗後退出反法聯盟。第一次反法聯盟宣告瓦解。此時英國的處境十分艱難,法國兼並了荷蘭和西班牙的艦隊,1797年法軍入侵英國本土似乎已迫在眉睫。不過兩場海戰拯救了英國的命運,也拯救了英國的海上優勢:一場發生在聖文森特角,英軍打敗了西班牙艦隊,霍雷肖·納爾遜在海戰中發揮了傑出作用;另一場海戰發生在英吉利海峽,英軍打敗了荷蘭艦隊。此時拿破侖在法軍中已聲名顯赫,英國的海上強權使他認識到無法直接進攻英國,於是轉而去切斷英國與印度的通道,企圖摧毀英帝國的基礎。因此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先後攻占了亞曆山大和開羅,引起了歐洲的巨大震蕩。

法國在地中海方向的擴張直接危害到俄國在巴爾幹和東地中海的利益,沙皇保羅一世一改此前對法國革命的消極態度,決意要對法國開戰。法國吞並愛奧尼亞群島和對埃及的入侵破壞了法國與土耳其之間的良好關係。

1798年土耳其對法宣戰,次年,又分別與俄國、英國結盟。普奧兩國此時也開始與英國商談結盟事宜,第二次反法同盟逐漸形成,這是由幾個雙邊同盟組成的鬆散聯盟,因此很難經受反法戰爭的長期考驗。1800年俄國與奧地利鬧翻後憤而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便名存實亡了。1800年拿破侖發動“霧月政變”,隨後法軍在馬倫哥戰役中打垮了奧軍並重新奪回意大利北部,奧地利也被迫退出戰爭。第二次反法同盟土崩瓦解,這一失敗使小皮特政府被迫下台,阿丁頓開始出任英國首相,並迫於內政外交的巨大壓力,同意與法國議和。1801年英法簽訂《亞眠條約》,反法戰爭告一段落。

和平僅維持了一年多。由於《亞眠條約》使英國退出了大陸,法國可以順利地在意大利和德意誌等地進行領土擴張,並對英國的商品進行封鎖,此時工業革命已在英國興起,限製英國的貿易,無疑是扼住了英國的咽喉。

因此,1803年春英國主動宣戰,1805年10月特拉法加海戰爆發,這是英國艦隊與法西聯合艦隊在西班牙南部沿海的特拉法加的一次總較量。這場戰役直接決定著英吉利民族和英帝國的命運,正如英軍統帥霍雷肖·納爾遜所言:“情況很明朗,隻有打敗拿破侖,英國才能真正強大起來。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必須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的主人。”兩軍交戰之前,納爾遜在旗艦“勝利號”上向艦隊發出信號:“英國要求人人盡職。”戰況十分慘烈,“舷炮的咆哮、桅杆折斷的響聲和步槍近距離射擊的怪叫在空中攪成一片。”

納爾遜忠實履行了自己下達的指令。在“勝利號”的航海日誌中有這樣一段話:“零星戰鬥一直持續到四點半鍾,勝利的消息報告給總司令納爾遜子爵之後,他由於傷勢過重而去世了。”丘吉爾如此評論:“這次勝利是徹底的勝利。”自此英國取得了拿破侖戰爭最後十年中的製海權,即使是拿破侖的大陸封鎖政策也無法擊敗英國。為使歐洲的封鎖不留漏洞,拿破侖於1808年進攻西班牙,引起了西班牙人民的強烈反抗,這成為拿破侖失敗的第一根絞索。

1812年俄法矛盾因大陸封鎖等問題而激化,促使拿破侖發動侵俄戰爭,而這又是拿破侖垮台的直接導火索。對法蘭西帝國的最後一擊仍來自英國,1815年6月18日的滑鐵盧之役,威靈頓公爵擊敗了拿破侖皇帝,“這一仗結束了整個戰役”。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反法戰爭的結束。通過戰爭,英國的宿敵法國被徹底擊敗了,在建立全球性殖民帝國的道路上,英國再也沒有任何對手了。也正因為英國在反法戰爭中的勝利以及戰後對戰敗法國的寬容,才使得未來的“日不落帝國”能建立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而不需要再以戰爭為基礎。

1783年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宣告了第一帝國的終結。此後,英國人麵對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帝國。為此,謝爾本伯爵哀歎道:“政府同意美洲獨立之日,便是大不列顛之太陽隕落之時,我們將不再是個大國和受尊敬的民族了。”然而,僅僅幾十年後,一個更龐大的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國”又被英國建立起來,它在歐洲的國際政治對弈中再次擊敗對手法國,自“滑鐵盧戰役”勝利後一個世紀媢F到了它力量的頂峰,建立了可與“羅馬治下的和平”相提並論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

之所以說此時英國的力量已達到了頂峰,主要因為:

第一,海上霸主地位通過反法戰爭樹立起來。如前所述,能與英國海上爭霸的,隻有法國、西班牙。不過通過亞勃基爾灣海戰與特拉法加海戰,法國艦隊與西班牙艦隊的主力被徹底擊潰,再也無法與英國較量了。從世界各國海軍力量的對比來看,1790年時,英國的海軍總噸位為48?59萬噸,僅次於它的法國為31?43萬噸,第三的西班牙為24?22萬噸,盡管英國排名世界第一,但仍然還沒有確立絕對的優勢,僅次於它的法西兩國的海軍總噸位數聯合起來就超過了英國;到了1815年時,英國的總噸位數達到60?93萬噸,法國盡管仍排名第二,但減少到22?83萬噸,俄國列第三,為16?73萬噸,西班牙淪落到第四,還不到6萬噸。可見,英國的海軍總噸位數超過了排在其後的三個國家的總和,而大致相當於世界其他各國海軍總噸位數的總和。正如希爾所說:“英國的政策在拿破侖戰爭中達到頂點,使得英國的國防力量,特別是海軍力量在這場戰爭後的近一個世紀媯L人能與之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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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英國在反法戰爭中完成了帝國重建的任務,建立在第一帝國廢墟之上的“日不落帝國”已基本成形。從根本上說,它仍然是17世紀末以來,英國和法國爭奪商業和殖民霸權的繼續。……實質上,英國政府和統治階級反對法國的主要動機並非為了意識形態上的原因,而是為了爭奪世界的商業和殖民霸權。這樣,我們不難看到,當反法聯軍在歐洲大陸與拿破侖進行爭奪時,英法之間在殖民地上的爭奪也異常激烈。在與法國人爭奪殖民地時,英國不再一味地擴大殖民地,而主要是為了爭奪那些擁有廣闊市場的殖民地以及對於英國海外貿易通道的暢通至關重要的一些殖民據點等。這些殖民地或殖民據點包括:從法國人手中強占的毛堥D斯、塞舌爾群島、多巴哥和聖盧西亞,從荷蘭、西班牙、丹麥等國手中強占的非洲的開普、亞洲的錫蘭、馬耳他、特立尼達、赫爾戈蘭等。這些地方盡管麵積不大,但是對於維持帝國的貿易通道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反法戰爭結束後,英國在與殖民地的經濟關係上,完成了由重商主義到自由貿易的過渡。進入19世紀後,自由貿易作為一項政策逐漸廣為流行,英國逐漸放棄了對殖民地的貿易壟斷,走上了貿易自由化的道路。1808年,英屬新斯科舍和新布倫瑞克總督宣布,允許英國或美國船隻把某些商品轉運至印度,這實際上是對實施了100多年的《航海條例》的違背,但得到了英國政府的許可。1811年,英國進一步表示,允許除法國之外的任何國家的船隻裝載某些重要產品進入英屬哈利法克斯、聖安德魯斯、聖約翰等港口。在遠東的印度,從1793年起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一步步受到侵蝕,到1813年時,英國政府則徹底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壟斷權,“自由貿易”原則在未來帝國的中心——印度次大陸初步確立起來。

總之,到1815年反法戰爭結束時,隨著帝國版圖的迅速擴大,第二帝國基本定型。如果說第一帝國的中心是北美13個殖民地,那麼,日益興盛的“日不落帝國”的中心則是遠東的印度。印度對於帝國的重要性,正如曾擔任印度總督的寇鬆所言:“隻要我們統治印度,我們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可一旦丟掉了印度,我們的地位將一落千丈,隻能降格為一個三流國家。”更多的人則形象地將印度譽為“帝國王冠上最珍貴的寶石”。

從1815年到19世紀中葉,英國的商船與戰艦出現在全球各個角落,他們獲取領地、開設口岸、掠奪原料、傾銷產品……19世紀40、50年代兩場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市場,1858年英國與法國、荷蘭一起強迫日本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1836年和1857年英國與伊朗簽約,1838年和1861年英國與土耳其簽約,這些條約內容雖不盡相同,但共有一個核心內容,即英國要求得到貿易、投資等方麵的特權。為確保帝國安全以及貿易的通暢,英國這一時期還占領了一些軍事要塞與貿易據點,如1819年占領新加坡,1839年占領亞丁港,1841年占領香港,這樣從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英國建立了一條極為通暢的海外貿易通道。

如果說曆史上龐大輝煌的羅馬帝國也隻不過是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區域帝國,那麼,英國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國”卻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英國殖民地遍及全球,其開拓的疆域之大,統治的人口之多,絕非人類曆史上任何一個帝國所能比擬。龐大的“日不落帝國”是英國成為世界最強國的一個標誌,帝國本身與英國的海上霸權與工業霸權一起,共同將英國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寶座。英國的霸權地位一直延續到20世紀,小小島國能在世界稱霸一個世紀之久,這是它一係列的製度領先所造成的結果。

1837年,18歲的女王維多利亞登基,新女王在繼位之前的日記中寫道:既然上帝把我置於這個國家的王位上,我將盡力履行自己的職責。我尚年輕,可能在許多方麵缺乏經驗,但我肯定,幾乎無人像我這樣懷著為國為民的良好意願和真切希望。女王充分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她在其一生中模範地履行了立憲君主的職責,因此深受國民的愛戴;她還是那個時代道德風尚的典範,她是賢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閨秀,也是優秀的一家主婦。她自己生活嚴謹,工作刻苦,對別人又充滿責任感。在許多國人眼中,她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她漫長的64年在位時期則是國家繁榮昌盛的頂峰。維多利亞在位時期,被稱作“維多利亞時代”,在英國所有國王中,她享有盛譽,這不是因為她做出了什麼轟動的事業,而是因為她什麼都不做,而僅僅恪守立憲君主的本分,做她那個時代的表率。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達到強盛的頂峰,當時,它的工業生產能力比全世界的總和還要大,它的對外貿易額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英國的富庶已經使新老世界為之矚目,1851年一個法國人參加了在水晶宮舉辦的博覽會後說:像英國這樣一個貴族國家卻成功養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國,一個民主的國家,卻隻會為貴族進行生產。所以,維多利亞中期的英國為他們的無可匹敵的地位洋洋得意,它這時是世界的貿易中心: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場;澳大利亞、西亞有我們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運來它的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則流到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而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則遍及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長期以來早就生長在美國南部的我們的棉花地,現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溫暖區域擴展。

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然而從70年代開始,英國工業獨霸全球的地位卻開始喪失了,其他國家迎頭趕上,而以美國和德國最為突出。以國民生產總值為例,在1880年~1890年的10年間,英國年增長率是2?2%,德國是2?9%,美國是4?1%。1890年~1900年這10年英國是3?4%,德國也是3?4%,美國是3?8%。但1900年~1913年,英國平均年增長率隻有1?5%,德國卻增長3?0%,美國增長了3?9%。1880年,全世界製造品出口總額中有40%以上是英國的,到了1913年英國、德國和美國三個國家在製造品出口總額中的比例變成了29?9%、26?4%和12?6%,英國的下滑趨勢是十分明顯的。當然這隻是相對下滑,從絕對數字上看,英國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維多利亞時代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直至它結束時都是這樣。

然而這種富庶更像是一種罪惡,在維多利亞時代,財富的分配始終不均,貧富對比十分明顯。一方麵,有貴族宮殿式的莊園生活;另一方麵,則是農人破敗的茅屋草舍。一方麵,是工廠主舒適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麵,則是失業工人絕望的生存掙紮。人們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個國家存在著天堂與地獄的鴻溝。這一時期英國著名的保守黨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國說成是一個“兩個民族”的國家,“當茅屋不舒服時,宮殿是不會安全的。”與之相對應的,是英國人引以為傲的政治製度,包括政府製度、文官製度、司法製度、議會選舉製度等,都與時代格格不入。應該說“光榮革命”後英國建立起的這些政治製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不過時過境遷,到了工業革命時期,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這套製度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成為強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諧的陰影。我們僅以議會選舉為例,1715年選民人口占人口總數的4?7%,到1813年,則隻占2?5%了。1793年一個由輝格黨組成的團體“人民之友會”曾發表過一份報告,說英格蘭總共400多個議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個議席是由11075個選民選出來的。選民人數少對於貴族最為有利,它能使貴族寡頭利用賄選來操縱選舉。這樣在18世紀,賄選風氣盛行,幾乎每一個議員都是靠花錢買進來的。議員花錢進議會,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錢收買他們。於是腐敗之風盛行於政界,這就是“腐敗的舊製度”。

總之,在進入工業化之後,英國被許多成就陶醉了,沉迷於世界霸主地位的無限自豪中,他們將這一切歸結於英國的製度優越,而根本沒有想到,它的製度仍存在許多結構性弊病。它猶豫於對製度進行及時的變革,由此出現製度發展滯後於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積累了種種的問題,這對於它的強國地位是十分不利的,這是造成日後英國衰落的一個潛在隱患。實際上,直到19世紀下半葉,當英國越過強盛的巔峰時,許多人才開始對國家製度進行反思,進而開始了對政治製度進行大調整的改革時代。雖然這些調整與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清除了延續已久的積弊,但此時要挽回昔日的雄風已經不可能了。由此看來,一個國家或民族應隨時審視自身的缺點與不足,不斷根據時代的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否則,優勢中存在的隱患會影響全局,英國的教訓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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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越過強盛的巔峰 英帝國的負擔

自從有了殖民地,英國便開始喜歡使用“英帝國”一詞,從17世紀初英國在北美建立第一塊殖民地到20世紀60年代英國絕大部分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獨立,英國作為一個殖民帝國的曆史達350年之久。可以說,英國的強盛是與英帝國的強大聯係在一起的。到19世紀時英帝國逐漸攀上了它的發展巔峰:1800年,英帝國包括150萬平方英堛漱g地和2000萬人口;1900年英帝國擁有1100萬平方英堛漱g地和3.9億人口;到一戰爆發時,英帝國擁有1270萬平方英堛漱g地和4.31億人口,占當時全球總人口的1/4及全球麵積的1/4。而英國本土隻有區區24萬平方公堙C

英帝國領土的幾乎一半是1874年後獲得的,其新獲領土的規模和商業價值要遠遠超過法國和其他列強,這或許是因為英國相比於其他競爭者,擁有更多稱職的帝國建設者、傳教士、海外商人以及更充裕的借貸與投資的資金。當然,強大的海軍是英國成功進行殖民擴張的最重要因素。幅員遼闊的帝國給予英國相當有利的戰略優勢:在全球的各個戰略要地,如直布羅陀、塞浦路斯、馬耳他、好望角、蘇伊士、錫蘭、新加坡、香港,英國皇家部隊、供煤港口和艦隊基地星羅棋布,皇家海軍在各大洋遊弋。另外,英國在全球還擁有許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緩衝地帶,給其自身以很大的回旋餘地。麵對這幅太陽永遠不落的壯麗景象,阿諾德·湯因比如此描述他的同胞們的感受:“據他們看,曆史對他們來說已經結束了。”塞西爾·羅德斯甚至認為,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而夜晚在空中閃爍的星星是那麼誘人。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其名著《帝國的年代:1875~1914》中說:“然而,最壯觀的現象卻不一定最重要。當世界局勢觀察家在19世紀90年代晚期開始分析這個似乎是國家和國際發展模式當中的明顯新局麵時,他們認為殖民帝國的創立隻是其許多方麵之一。”這是因為,帝國遼闊的土地對英國的影響也是雙向的。一方麵,廣大的殖民地是英國原料供應地、商品銷售地以及資金投資市場,英國享受著作為帝國之首的榮耀;另一方麵,英國在控製和經營殖民地事務中也必須付出,並承擔保護和發展殖民地的責任。它的殖民版圖越大,英國所承擔的任務也就越多。事實上,英國的一些理論家尖銳地指出,帝國為資本家創造了大量利潤,卻對殖民地和英國的普通百姓毫無益處。如英國理論家J·A·霍布森曾認為,19世紀後期的帝國主義是“國家生活中的一種讓人墮落的選擇”,從根本上迎合“自私的攫取欲和暴力統治欲”;他在1902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斷言,資本主義社會中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窮人入不敷出,富人卻能積累財富,並將這些財富作為資本投向海外以獲得更大的收益,這就是帝國存在和擴張的動力。霍布森指出,英國的殖民政策就是為這些經濟寄生蟲服務的。

布爾戰爭使英國大眾深刻體會到殖民擴張的苦澀後果。戰爭在南非的布爾人與英國軍隊之間展開。英國雖獲得了勝利,但為了征服這樣一個很小的民族,卻花費了3年時間,派出的軍隊人數甚至超過了布爾人的總人口數,付出傷亡近2.2萬人,耗資20多億英鎊的高昂代價,還失去了國際社會的道義支持。如此慘重的勝利,使英國人的心靈深深受到震撼。布爾戰爭反映了這樣的事實:英國的帝國擴張能力不是無限的,殖民地並不是越大越好。布爾戰爭是英帝國發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嶺,在此之前的帝國不斷上升,在此之後的帝國開始走向沒落。其重要標誌是英國開始把注意力從擴大帝國轉到鞏固帝國上來,即通過對現有殖民地的治理和有效統治,使之轉化為實際利益,達到從殖民地得到多而付出少的目的。

當然,英國對殖民地的鞏固行動並不是從布爾戰爭後才開始的,1897年英國政府召開第二次殖民地會議,正式提出建立“帝國議會”的主張,但各殖民地熱情不高,多數殖民地主張安於現狀。英國政府為保證帝國的永世長存,1903年提出要建立共同的關稅製度,各殖民地態度依然消極。帝國聯邦和帝國關稅製兩大設想都未能實現,這表明帝國已悄悄走上了下坡路。事實上,帝國內現在已出現一種離心的傾向,自從英國給予殖民地以自治的權利以來,與英國遠隔重洋的各自治殖民地逐漸走向成熟,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認同、新的社會和新的生活方式,以至於形成新的民族。一旦新的認同產生,脫離母國就是必然的。

殖民地會議在1902、1907年再次召開,此後改名為“帝國會議”,帝國會議在一戰中為英國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同時也使各殖民政府與英國政府日漸處於同等地位上,給殖民地的離心傾向提供了更大動力。一戰結束後,大英帝國開始全麵瓦解。

經濟力量的衰退

一戰後,英國在總體實力上已經讓位於美國。二戰後,英國已經淪為二流國家。從表麵看,似乎是戰爭讓英國從頂峰跌落下來,其實英國在它最強盛的時期就已經隱含著嚴重的問題,1870年以後英國就在經濟發展上顯露出疲態。盡管絕對實力要到1913年才被美國和德國超過,但對於英國這樣的國家,如果不能保持領先的發展速度,絕對的落後是遲早的事情。因此,分析這一時期英國相對衰落的原因,對我們理解為何英國從強國地位上滑落至為重要。

第一,英國喪失了工業科技的優勢。英國雖然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行者和絕對領導者,但據1851年的英國人口調查,農業依然是英國最大的行業,手工業者也依然具有很大的份額。所以第一次工業革命也被許多學者稱為古典工業革命。有的西方學者甚至認為英國在1870年前或許一直在快速地工業化,但它仍然是一種農業經濟。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無論從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不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所能比擬的,對於一個國家更為關鍵。然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幾乎同時在幾個先進國家同時發生,但技術發明和創造的主要國家已不是英國,而是後起的德國和美國。即便是英國發明的先進技術,也因工業界的保守思想而沒有發生積極作用。可以說,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經濟製度的創新機製,它們並沒有跟在英國後麵亦步亦趨,而是接受了現代化的思想精髓,采取最新的科技成果,大力發展電力、化工、石油、電器、汽車等新興產業。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領導權,不僅依靠著煤和鐵,也與英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研究發明息息相關。同樣,德國和美國的發展也與國家對教育和科技的重視緊密相連。

第二,沒有及時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英國經濟以棉紡、煤炭、鋼鐵和造船為支柱產業,英國在這些產業中的領先地位是保持英國經濟優勢的關鍵因素。但到1870年以後這些產業的設備都已陳舊落後,英國沒有及時對技術設備進行更新換代。雖然由於世界市場的擴展,英國仍能保持經濟的低速發展,但其所占市場份額相對減少了。當然對於像英國這樣已經形成工業化規模的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更加困難。但當時的情況是,哪個國家在新興工業部門占據優勢,它就可以開拓新興市場並獲得高額利潤。由於慣性力量,造成英國在新興產業的研發方麵落後於美國和德國,因此英國新興產業占整個工業的比重低,其產值到1903年隻占工業總產值的6.5%。

第三,英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高。1865年~1914年的英國投資中,英國本土投資隻占30%,其他70%的資金投在國外,其中美洲占37%,已經超過在本土的投資。到一戰前,英國幾乎占全世界總投資額的一半,位居第二的美國隻占19%。資本的輸出使倫敦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國在國際貿易中也獲利甚豐。但是,資金不斷地從國內轉向國外,長此以往,便製約了國內的生產投資和技術革新,造成英國經濟的對外依附性,並且形成了國內一個龐大的食利階層。依賴性的經濟是十分脆弱的,英國經濟必須圍繞著國際經濟運轉,必須確保無形貿易的收入,必須確保金本位製、自由貿易政策和平衡財政等經濟手段的有效運行。一旦這些條件改變,經濟的依賴性必然成為一種製約經濟發展的力量。這在後來發生的兩次大戰中得到了印證。正如保羅·肯尼迪指出的,英國依賴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是一種戰略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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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育落後給英國經濟帶來致命打擊。同時期的德國在這一方麵遠遠走在了英國的前麵。例如在政府對教育的財政投入方麵,從1809年開始,財政拮據的普魯士政府就每年撥款15萬塔勒作為興辦柏林大學的經費。1838年,普魯士政府用於教育的支出達300萬塔勒,相當於同年英國教育支出的20多倍,1900年德國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9% ,同年英、法隻占0?9%、1?3%。1913年德國教育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16?8% ,占國民收入的2?4% ,僅次於居首位的國防支出。1763年弗媦w塈さ{布《普魯士鄉村學校法》,明文規定5~12 歲兒童必須入校學習;1765年頒布《西埵閮羅馬正教學校法》對培訓教師作了具體規定;1794年普王威廉二世頒布《公民法》,使學校教育世俗化;1872年通過了國家對學校監督法等等,這一係列法律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在19世紀初,德意誌的許多邦就已實行了強迫義務教育製度,到19世紀末,統一的德國已經實現了初等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國民整體科學素質。從1851年到1900年50年中,德國在基礎科學與技術科學方麵取得的重大成果共計202項,遠遠超出英、法兩國之和,20世紀初的20年中,德國就有20人獲諾貝爾獎,無疑,德國已取代英國成為當時世界科學技術的中心。大量新技術、新設備的迅速采用,促使德國在最新技術基礎上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係,其工業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英、法。尤其是1890年~1900年間,工業生產平均增長率為61%,達到一戰前的最高水平。1895年德國的工人及家屬已達350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67%。1895年~1913年,重工業部門工人的比重由35? 1 %提高到54? 5 %。德國科學教育方麵的巨大成就,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在其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第五,企業家精神喪失了。這是因為在英國社會,對貴族及其生活方式的崇拜幾乎根深蒂固,第一代企業家創業後,往往想把子孫培養成貴族,結果幾代人之後,創業的激情就蕩然無存了。實際上,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往往在處於優勢地位後,多少都會產生一種惰性,隻是這點在英國反映得更加明顯。英國存在著輕視工商業,追求寧靜、安逸,貪圖享受,反對變革的貴族文化傳統。這種追求田園生活的紳士文化和保守性的民族特性,使得英國人發達之後,就會以貴族形象來重新塑造自己。法國人把英國工業家工作時間之短以及周末休假之長當做笑柄;美國人指望英國人的守舊而從中漁利;德國人說:“假如我們再有一百年的和平,我們將會置英國於死地。”

英國作為一個小國卻能成為世界最強國,關鍵在於它在上升過程中不斷抓住創新的機會,創造出新型的政治、經濟製度和新的生產方式。所以,如果將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逐漸落後下去的原因總結一下:歸根結底,是英國文化中固有的保守因素阻礙了英國工業的不斷創新,在處於領先地位之後,英國所做的隻是對舊體製和舊技術修修補補,從而使英國在麵對世界性競爭時處於被動局麵。換句話說,當一個國家喪失創新能力的時候,它就要衰落下去了。

延伸閱讀:深陷衰退泥沼 “日不落帝國”淪為“小英國“

中新網8月6日電 據香港《文彙報》6日報道,美國《新聞周刊》的封麵專題指出,作為人類曆史上最先建立資本主義製度的國家之一,英國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扮演著世界霸主角色。但今非昔比,隨著國際局勢跌宕變化,“日不落帝國”逐漸喪失往日的威嚴。如今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更令英國經濟遭致命打擊,一度輝煌的大英帝國已無法走出衰退泥沼。現在英國必須在世界上重新定位,例如變身為“小英國”。

金融危機對英國構成沉重打擊,國債持續攀升。由於軍事、外交開支巨大,英國政府在預算問題上早已捉襟見肘。無論是執政的布朗首相還是反對黨領袖卡梅倫,都沒有足夠資金逆轉經濟頹勢。

“泰晤士河上的冰島”

盡管全球經濟不景氣幾乎波及所有國家,但英國的損失卻最嚴重。金融業務曾是推動英國經濟發展的關鍵部門,如今卻成為一塊“絆腳石”。有政治評論家挖苦英國是“泰晤士河上的冰島”,暗指英國或許將繼冰島後成為另一破產國家。

經濟上問題重重的同時,外交上也顯得舉步維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上,英國刻意與美國步調一致,令英國掌握了更多話語權,但卻淪為美國身邊的附庸。隨著中國和印度兩大經濟體崛起,以及美國轉而尋求其它新夥伴,意味著英國在世界最高談判桌上的位子越來越小,地位也日益削弱。

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科恩斯說:“盡管英國是相對較富裕的國家,並且仍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但國家的實力正在走下坡。”1962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嘲笑道:“英國不再是帝國,但是現在仍然沒找到自己的位子。”這句話現在又刺到英國的痛處。

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海軍在18世紀前後擁有世界最強大海上力量是功不可沒。即使二戰後萎縮成一支“地區艦隊”,仍具相當實力。但前英國海軍大臣韋斯特感歎道,英國海軍已大不如前,很難再打一場像馬爾維納斯群島戰役那樣的戰爭。

乏政治強人 憲製落後

英國目前的軍費預算仍居世界前列,但英軍在阿富汗頻遭挫折,民眾對戰爭的支持也日漸下降。而在關乎一個大國終極實力的核問題上,英國更麵對渺茫不清的未來。

12年前,隨著布萊爾領導的工黨一舉獲勝,結束保守黨18年的統治,布萊爾對英國的前景表現異常樂觀,但他的接班人布朗上台後內外交困,近來由於國會開支醜聞曝光,使民眾更蔑視政治和政客,導致國內氣氛愈加陰沉。

也許在下次選舉中保守黨將會獲勝,卡梅倫將接替布朗,但這種變化卻完全沒有布萊爾獲勝時給民眾帶來的感覺。那時經濟開始空前發展,移民政策使國家獲益,今天早已沒有當年的風采。下任首相甚至再下一任首相的任務,不僅要為英國重新定位,且要複興過往“大英帝國”的精神。

有學者指出,英國要重振昔日光輝,大刀闊斧推行憲製改革是刻不容緩,指英國仍沿用18世紀的製度,解決不了21世紀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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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內政外交五大問題

經濟引擎拋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稱,英國國債數字激增,將在未來5年內增加一倍,與國內生產總值持平。英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研究協會預測,人均收入恢複到2008年初的水平需花6年時間。國防部和外交部的預算將被削減,影響英國在海外的力量。

受金融危機衝擊,英國近50年來首次出現通縮。IMF指英國經濟衰退將比其它發達國家更嚴重、持續時間更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認為英國經濟今年底會開始恢複,但會明顯落後於美日等國。

外交實力削弱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處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等問題上,步調與美國一致,英國被指沒有自己的獨立態度。為解決這問題,英國急於在打造軟實力上下功夫。然而事與願違,僅2004年一年,外交與聯邦事務部便裁掉19個外交使團,設在美國、澳洲、西班牙等國家的領事館也被調低級別。如今,外交與聯邦事務部有4000名工作人員,較幾年前減少了2000人。

國際地位動搖

在冷戰期間,英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把自己視為僅次於美國堮睋`統的世界領導人,擊垮蘇聯,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安全環境。在布萊爾執政的10年間,英國參加了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3次戰爭,其軍事力量僅次於美國位居第2。如今一切都變了。近年來,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的發展勢頭十分迅猛,美國也相應調整了外交策略,?重處理好與亞洲、拉丁美洲的關係,重新考慮與英國之間所謂的特殊關係。相比之下,英國的重要性正日益降低。

軍事內外受挫

近年由於財政緊張,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軍事開支增加,英國政府不得不大幅削減軍費,最近因英軍在阿富汗的陣亡人數劇增,政府才逼不得已表示不會削減軍費。盡管英國國防預算仍居世界前列,但從長遠來看,軍費削減將無可避免。英軍皇家聯合服務中心的報告顯示,在未來6年內英國國防部將把軍費開支降低11%。

隨著阿富汗戰場惡報頻傳,英國民眾對戰爭的支持度也正日益下降。今年7月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英國百姓認為阿富汗戰爭是“無法獲勝”,英軍應盡快撤走。而在關乎一個大國終極實力的核問題上,有54%的英國民眾認為政府應當徹底放棄核威懾力量。

教育開支沉重

在90年代,英國工黨政府承諾擴展大學教育,開放予貧窮和少數族裔學生,打破精英階層的壟斷。但伴隨而來的龐大教育經費,為政府帶來沉重負擔,有國會議員更公開批評開放大學門戶的做法不智,就像“火車開得太快,最終將會出事”。政府在財困下,隻好對大學學額實施上限,導致多達4萬名申請學生失去讀大學的機會。

此外,有學者和學生抱怨大學降低入學門坎,導致學術水平下滑。而由於學生人數大增,校方資源不足,唯有提高學費幫補,令大學教育越來越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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